套路汪精卫签3个"卖身契"，日本巧施手段，如何逼汪把自己卖了？
1、日本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
大本营认为：
“蒋介石政权”已丧失中原，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的资源和一大半居民，日方如“采取适当的措施”，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的崩溃，“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上看”，可以认为“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今后本军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即将诞生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创造良好的温床，扶植其成长，以达成战争目的。对华战争本属持久战，与其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抓住不放，急于以武力求成，不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目前主要应确保占据地区的安全。然而，如对已被压缩的蒋政权放任不管，也将留下严重祸根而带来后患，故应适当进行促其崩溃的各项工作。为支援此类工作，必要时应进行局部作战。
与此相适应，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首次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方针：
“帝国所企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
它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同时又威胁说：
“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绝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还声称：
“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求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对于英、法、美、苏等国，则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
11月30日，日本统治集团召开御前会议，具体研究“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计划，为此而制定了《日支（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决定了四项基本事项：
一、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合作的原则，特别是睦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及经济合作的原则；二、在华北及蒙疆划定国防上及经济上（特别是资源的开发及利用)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还应取得军事上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三、在长江下游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紧密结合地区；四、在华南沿海特定岛屿上确定特殊地位。
根据这四条基本事项，又确定了一系列“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具体项目，还规定“随着日满华友好关系的实现，日本应考虑逐步归还租界和撤消治外法权等”。在此前后，日本政府于10月1日决定设立一个掌管对华事务的综合机构，12月16日正式公布该机构为“兴亚院”，以首相为总裁，外、藏、陆、海四相为副总裁。
兴亚院为日本占领区（中国沦陷区)的“蒙疆联合委员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三个伪政权划定各自的管辖区域，并分设联络部（由各该地的日军特务机关长担任联络部长)，对中国分而治之。
在“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对中国国民政府一面继续进行军事打击，一面又特别加强了政治诱降；同时大力培植伪政权和其他汉奸组织，“以华制华”。它在侵华军事上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开始注意对占领区的“治安战”，对敌后抗日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尤其是逐渐加强了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同时又在占领区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以战养战”。在日本国内，竭力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军阀反动势力终于确立了战时“新体制”，把法西斯专政推到了顶点。在国际关系上，随着它的“南进”政策的确立和实施，激化了它与美英等国的矛盾，它从全面侵华战争走上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
2、从“低调俱乐部”到“艺文研究会”
日本作为一个小国，却要实现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迷梦，这就决定了它在军事侵占中国领土之后，在继续打击中国抗日力量的同时，必然会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华制华”的手段，通过收买和培植汉奸势力，建立傀儡政权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
从1937年秋到1938年春，日本已经用刺刀在张家口、北平和南京分别建立了几个区域性、临时性的伪政权；但这些伪政权都成不了大气候，都不足以与国民政府相抗衡，因此，它还要扶植一个“新的中央政权”，以取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或者使蒋政府归并于其中。此后，日本便加紧物色“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以充作新的伪中央政权的首脑。经过各种试探和多方活动，它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的败类汪精卫汉奸集团。
于是汪记公开投敌的“和平运动”即日本导演的傀儡登台丑剧，便就此上演。
汪精卫1937年9月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副总裁，他自1932年1月出任行政院院长主持对日外交起，就已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他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提出实质上是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推行了一条媚日妥协的路线。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中国人民和各党派人士抗战呼声愈益激昂的局面下，他却网罗一批人，形成了一个主张对日妥协投降的集团。
这个集团有两部分基干力量：
一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的改组派老搭档陈公博为核心的班底；二是由蒋系分裂出来的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兼代理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得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为核心的人马。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认识下”，“酝酿和平运动”的。
他们中有不少人一度几乎日日聚集在南京周佛海的寓所里，密谋策划如何与日本取得联系。他们诋毁抗日的主张是“唱高调”，而把他们这个小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有周佛海、胡适、熊式辉（江西省主席）、陶希圣（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宣传部宣传委员)、梅思平（前江宁县模范县长）、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罗君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处长）等人。他们还以低调俱乐部的人员为核心，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并逐渐在广州、长沙、西安、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会。
其宗旨是：
“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汪精卫集团还竭力促使蒋介石对日妥协，在陶德曼调停时，他们曾力图促成蒋介石和他们一起接受日本的诱降，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之后，他们便渐渐越过蒋介石，开始另辟蹊径与日本侵略者直接勾结。
日本在占领南京后不久，就派遣唐绍仪的大女儿专程从香港到汉口，对汪精卫进行诱降，建议他抛掉蒋介石，亲自主持谈判，恢复中日和平。
3、汪精卫投敌之路
由于各次对蒋的诱降收获不大，而企图早日从长期战争深潭中拔出泥足的愿望又日益迫切，日本终于在1938年7月最后下决心选定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手。
7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的直接指使下，背着蒋介石，单独潜赴东京。在秘密赴日之前，高宗武先与松本重治在上海谈到了撇开蒋介石，由汪精卫出头来同日本“实现和平”的问题。松本表示，根据他与近卫、多田、影佐这些人的密切往来，他认为只要蒋下野，日本就可能考虑和平并“从大陆分期撤走日本军队”，支持汪的“和平运动”。松本还专为高的东京之行给影佐写信。
东京对高宗武的到来极为重视，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都先后见高。会见时，日方正式向高表示，日本希望由汪精卫出马实现中日“和平”。板垣还写信给汪精卫说明此意，托高代交。高宗武通过东京之行，既为日本诱汪充当了工具，也为汪精卫一伙与日本直接勾结开辟了渠道，于是汪记公开投敌的“和平运动”即日本导演的傀儡登台丑剧，便准备鸣锣开场了。
这场丑剧的序幕是“重光堂会谈”。1938年10月，与日本特务秘密往还勾结了几个月的低调俱乐部成员梅思平，向其头目报告说：从松本重治和今井武夫处得悉，日本将提出一项条件“宽大”的“和平建议”（即不久以后于11月3日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
汪精卫集团得此信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高宗武从东京把日本方面希望“汪兆铭出马”的意向带回武汉后，汪受宠若惊，终于下定决心，正式“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俩与日本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从11月12日至20日陆续进行了数次，地点是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这所房子在会谈后作为土肥原贤二的住所，被命名为“重光堂”，故这次会谈被称作“重光堂会谈”。
汪方出席会谈的，除高、梅外，还有周隆庠为译员。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和犬养健亦参与其事。会谈签订的文件有《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另有《日华秘密协议记录》、《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等文件虽未正式签字，但双方代表都一致同意，并保证努力促其实现。梅思平将会谈情况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并作商议后，即于12月1日抵香港，正式向日本方面宣布汪精卫已承认《日华协议记录》。同时，日本方面通知汪方，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也无异议。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飞抵昆明，次日，汪与已等在昆明的周佛海经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租了一架飞机，飞抵法国殖民地越南河内。同行的还有汪的老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艺文研究会研究总干事陶希圣、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仲鸣等人。前实业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于21日飞抵河内，高宗武和梅思平早已逃至香港。
日本在得到汪确已到达河内的消息后，近卫首相于22日发表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阐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含义，作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这个所谓“新生的中国”为履行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汪精卫立即作出响应，于29日发出“艳电”，表示接受近卫的三项条件“为和平原则”，公开投靠日本。
根据重光堂会谈的文件，日汪两方原来的设想是，在汪逃离重庆并发出与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相呼应的声明后，国民党中的一批亲日派、部分反蒋派、汪派实力人物会纷纷出来支持汪精卫。
例如，云南的龙云会率领其军队首先响应而反蒋独立，一贯持反蒋立场的四川军阀以及与蒋矛盾颇深的广东和桂系头目也会支持汪精卫。他们甚至还设想蒋周围的一些人也可能加入汪的阵营。
这样，只要再由侵华日军阻止蒋介石嫡系部队对反落拥汪势力的讨伐进攻，并从贵州方面进行迫击，蒋介石就必然会垮台下野，汪精卫便可以在云南、四川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并建立其军队。
但这一切只是南柯一梦。汪精卫一伙公开投敌，暴露了他们的汉奸卖国贼真面目，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包括不同党派爱国人士的愤怒声讨。蒋介石急忙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委会议讨论对汪的处置，并于1939年1月1日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2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声讨汪逆卖国罪行的谈话。国民党不少主张抗战的爱国人士坚决要求惩办汪精卫。重庆国民党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
在全国人民一片声讨声中，原属汪系、亲日派的反蒋势力都不敢轻举妄动，没有任何人对汪作出响应。汪精卫一伙失望之余，深感形势严重，前景暗淡，不得不承认原先估计之错误了。日本方面也冷了半截，原拟由日军配合汪的“和平运动”而发动对蒋的牵制性进攻，并未见绪行动。但是，汪精卫一伙是铁了心的汉奸卖国贼，他们决不会迷途知返。日本刚刚开始利用这群忠实的走狗，当然要继续豢养下去。
4、汪精卫的粉墨登场
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次日组成新内阁。同月底，高宗武到东京进一步活动，要求新内阁行近卫的允诺，对蒋发动“牵制性进攻”。2月初，高宗武由日返河内，与汪精卫筹商，拟议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和军队、取消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2月下旬，高宗武带着与汪筹商的结果再赴东京，与平沼首相和有田外相进行会谈。不久，日政府五相会议作出了促汪出马的决议，3月18日驻香港总领事田尻向高转达了该决议。接着，兴亚院在4月1日的会议上决定向汪派的救国反共同盟会提供此后六个月的活动经费（每月300万元，共计1800万元)。
在此期间，日汪之间还达成了一个被称作“汪-平沼秘密协定”的非正式协定。
其内容是：
一、日本将在中国西北占领西安市，切断苏联与重庆之间的交通线，以威胁四川；二、本将在华南占领南宁市，以帮助汪把广西的军队争取过来；三、日本将在华中向长沙市进军，并占领湖南和四川的另两个战略要点；四、在汪一方，他将领导一个反蒋反共阵线，率领一支反共国民军，并同意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4月25日夜，汪精卫在日方保护下潜离河内，前往上海。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从上海飞抵东京，去拜见日本主子。从6日10日起，汪开始同平沼骐一郎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前首相近卫等人进行会谈。
汪精卫在会谈中提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无党派同志，在南京成立以“和平”为方针的国民政府；平沼保证日本政府坚决予以支持。
从8月28日起，伪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在上海举行（会议号称开了三天，实际上只开了一天），成立了汪为主席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与此同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动，阿部信行新内阁取代了平沼内阁。
9月中旬，日本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原来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统一指挥在华陆军。
这一侵略阵容的加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大力促进建立中央政府的运动”。
11月1日至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上海举行谈判，订立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和《秘密谅解事项》等密约。
这是汪精卫集团继重光堂会谈之后签署的又一个更为具体的卖身契，也是准备成立汪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其主要内容是：
一、汪伪承认“满洲国”；在华北和蒙疆设立“国防上及经济上”中日间的“密切合作地区”，在蒙疆地方为了防共还要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长江下游实现“经济上日间的密切合作”，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实现“军事上的密切合作”；
二、自汪伪中央以至华北、上海、厦门等各地政府都聘用日本顾问或其他名目的人员；
三、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教官训练，由日本供给武器；
四、给予日本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的便利，中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都由日本给以“援助”，实际上是实行控制，等等。
这次所谓谈判，实际上是由日本主子逐次开列条件，汪伪奴才一一承诺，这些密约完全是以10月中旬日本方面决定下来的《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案》为蓝本。
当时参与其事的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日本的这个蓝本“不过是露骨地暴露出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密约签订后，在日本的撮合、操纵下，汪精卫与北平“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南京“维新政府”头子梁鸿志一群汉奸，于1940年1月24一26日在青岛举行会议，他们议定了汪伪中央政府的政纲、机构以及各方势力在其中的地盘、座次等，还决定了以3月26日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并同时取消“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
会议前夕，23日，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与专程来青岛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举行了会谈，汪方承认蒙疆为防共特殊区域，伪蒙方面保证与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府合作。青岛会议为3月23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作了准备，“中央政治会议”则最后通过了汪伪政权的政纲、机构及人选。
3月30日，南京正遇上一场凄风苦雨。上午9时，汪伪傀儡们在日本一手导演下，粉墨登场：在一所简陋的礼堂里，开始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和就职典礼，会场上挂着带有“和平反共建国”黑字三角形黄布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汪精卫率领一群汉奸宣誓就职：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兼“警察部长”（不久又任“行政院副院长”)。此外，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等等。
这个号称“中华民国”的汪记傀儡政府就这样正式出笼了。可是，它虽然名义上是日军占领区的“中央政府”，日本却并不许它对各占领区都行使管辖权，首先它不能过问“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疆是日本的“防共特殊地区”；其次，在取消北平临时政府的同时又成立了原班人马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汪伪中央实际上也不能插手；无论蒙疆或华北，都依然处于当地日军的操纵、统治下，汪伪政府所能“管辖”的地区，仅有江、浙、皖的一部分，以及广东、两湖、江西、福建的若干地区。它的所谓“管辖”，就是执行其太上皇即日本“最高军事顾问部”的旨意，充任“最高军事顾问”的影佐祯昭紧紧地控制着汪精卫及其政府。
汪精卫的“和平军“则由日本顾问严加监视乃至直接指挥调动。日本扶植汪精卫成立所谓全国性政权，只是一个骗局，它在中国推行的仍是军事占领下的政区割裂、分而治之。
举行典礼的当天，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对汪伪政权的支持，并期待各国迅速确认汪伪政权。但有趣的是，日本政府自身却并未立即在外交上给予汪伪政权以正式承认。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还在盘算着如何处置这个伪政权，才能使自己对付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更能奏效。